摘　要: 发展经济应以人民的福祉为终极目标, 但目前经济增长效益的共享仍是一种期待。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施行“善治”的南亚小国不丹, 重视改善民生问题, 构建以“效率优先, 机会平等”为理念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新加坡, 它们为本国人民铺垫幸福之路的历程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实现幸福的参照。中国论文发表网为您分享经济论文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幸福指数; 增长效益; 分配格局
　　发展伦理学的观点认为:“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的惟一发展目的是使得人们更加幸福。”。[ 1 ]
　　经济增长之于社会成员获益的直接表现首先莫过于个人工资水平的增加。①收入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然而,中国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上升,反而是下降了。这也正是为什么工资的上涨数据与百姓的实际日常生活感受总是泾渭分明。由此观之,经济增长确实使百姓的工资有所提高,收入一天比一天增加,但是他们却感到自己越来越穷,口袋被越掏越空,压力越来越重,人越来越累,幸福越来越远。所以,经济增长及收入增加应给百姓带来切实的购买力与可触及的幸福感,而不是人们的幸福在数字游戏中遭遇CPI、房价与教育、医疗等“集体围攻”而缩水。正如德尼·古莱所说:“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由最大需求的人们的生活条件能持续改善”, [ 1 ]129否则,“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压迫和结构性奴役,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患了‘反发展’。”[ 1 ]240 - 241
　　一、经济增长效益:共享,还是独享?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 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 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4%,连续五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①。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 2 ]而当国家的财富蛋糕越做越大,个人与国家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怎样的分配格局呢?
　　1.初次分配———共享仍是一种期待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曾指出,要“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近年在我国经济连续高增长下,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否真正实现了呢?
　　2007 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 ———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指出,近几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长,已经告别微利时代,其中除了由于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提升,企业成本超常压缩也是实现盈利增长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抑或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蓝皮书指出,现在人们开始担心是否会产生“利润侵蚀工资”现象, ②撇开民众利益的增长效益分配格局是否会带来“国富民穷”的尴尬。
　　在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理想的追求下,从马克思恩格斯“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 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 3 ]到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 4 ]到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十七大报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我们无不寄予更加公平、共享成果的期待,而在具体的分配领域,如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城乡内部出现的是怎样的景象呢? 2007 年初,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公布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 1990 - 2005年,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由4513%上升到6312%。但同期的平均货币工资收入的最高最低行业间的比例关系由1176∶1扩大到4188∶1。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亦如民间流传的“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 ,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 ,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除行业差距外,城乡收入亦成为共享发展成果的瓶颈之一。
　　据中国社科院2004年完成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显示,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 年的218提高到2002年的311。同时城乡内部差距亦呈扩大趋势 .
　　当电力抄表工年薪10万,而大量的农民工则只能踩着最低工资标准的底线,这无疑在提醒我们:“在实践中,经济发展可以使一些人更幸福,使其他人较少幸福。受惠的人可以牺牲别人来那样做,总而言之,更多货品是否使人更多幸福,那是非常可疑的”。[ 1 ]241平均工资所遮掩的收入差距不容忽视,工资总额增长的背后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是高收入行业拉动的平均工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民众实际收入的提高,共享仍然只是一种期待。
　　2.再次分配———正义支点缺位的税收杠杆从萨缪尔森所指出的:“早期的古典经济学者们认为收入分配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相信,通过政府干预来减轻贫穷的任何企图都将是使整个‘馅饼’缩小的愚蠢的努力。”[ 5 ]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 6 ]我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循环发作,同时也看到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破产。正如《生活水准: 不确定性、不平等与机会》一文中拉维·坎伯所说:“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学的其他领域,蛋糕的平均分配可能会付出蛋糕变小的代价。但这不能作为理由来否定平等成为我们的目标之一,事先的平等当然也不能作为理由来否定事后的平等成为我们的目标之一。”效率本身并不保证分配公平。
　　再次分配作为对初次分配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调节,其中的税收,尤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调控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一“杠杆”到底是否找准了“支点”,起到了抑高扬低,平衡差距的作用呢? 数据显示: 2002—2006年,政府收入比重从1719%上升到2114%, 2003—2007年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达2211%。而近年来,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政府税收,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远远超出了平均10%的GDP增速,更超出了人们的收入水平。2007年初,全国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个人实行纳税申报,从申报人员结构来看,工资、薪金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49%增加到2006 年的近60%,而私企老板、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等高收入者缴纳的税额比较小,其所占比重2006年跟1998年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成为了绝对的纳税主体,工资因税收的“挤压”而“缩水”。
　　“发展的好处应当惠及所有的社会,惠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 1 ]129在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出现失衡的情况下,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多地惠及百姓,才可以告别“国富民穷”走向“藏富于民”,也只有让普通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成果,才能体现“共享”的制度正义性,才能将公平正义落到实处,实现社会和谐。
　　二、幸福指数,不仅仅是经济指标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那究竟何为幸福? 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6)解释: ①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 ② (生活、境遇)称心如意。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同时还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①国富是为了民乐。一般地说,物质文明作为基础,人民的幸福离不开经济的增长。但是,“发展伦理学的第一点战略原则认为,虽然人类必须‘拥有’
　　足够的货品以便‘生活得’美好,但是货品富足并不等于美好生活。”[ 1 ]63
　　1.幸福在哪里?
　　荷兰鹿特丹伊斯拉谟大学维恩·哈文(VeenHoven)教授,三次对中国幸福指数(Happ iness In2dex)的调查结果是: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164, 1995年上升到7108, 2001年又下降到6160。2002到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① , 而我们的幸福感呢?
　　2006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中国亦处于靠后行列,排名第48位。
　　另外,还有一组调查数字可能更令人震惊:我国抑郁症患者达2 600万(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2005年) 、9成大学生陷入就业迷茫(大公网, 2006年8月23日) 、7成公众担心药品安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2006年) 、8成家庭付不起子女学费(《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 2006年7月) 、7亿多人受到职业伤害(《中国青年报》, 2006 年6 月19日) 、近5成母亲养育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北京晨报》的《中国母亲幸福感调查》, 2006 年5月) 、7成上班族工作不和谐(《新晚报》, 2006年5月2日) 、7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边缘( 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13》) ??看到这些,我们不禁发问: 经济在增长,我们的幸福究竟在哪里?
　　2.GDP崇拜将“人”遗忘,幸福在物质中迷失
　　一直以来,在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进行唯经济论的曲解下,我们一味地推崇GDP的年增长率,对经济效益的狂热追求养成了一种“GDP崇拜”的情结。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幸福生长点”,如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关乎民生的领域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处于“屏蔽”状态。要知道“每当有关人们规范界定的美好生活的某些基本因素———对最佳生存、尊重、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看法———减弱而不是增强时,就导致了反发展”。[ 1 ]243因为“拥有富足”并不等同于“活得丰富”,“真正‘发达的’国家是它的人民即使并未拥有财富但却活得丰富的国家”。[ 1 ]239当经济的发展使我们在物质上的生存得到满足,但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人际和谐,我们的精神追求,我们的价值实现??是否也跟着“梦想照进现实”?
　　工作压力———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曾对1576名高级管理人员所作的健康调查显示,近70%的高级管理人员感觉自己当前承受的压力较大,其中21%认为自己压力极大。安全感的缺失———据零点公司2005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从2003—2005年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3166分→3162分→3153分) ,其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安全度更低。经济的发展没有内需相应增加,看到却仅是居民存款的高居不下;是“穷人怕生病,富人怕绑架”的尴尬;是道德在丑恶面前缺乏正义护航??人际疏离———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人合作完成的《零点宜居指数———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 年度报告》显示, 有42%的受调查者不知道邻居户主的姓名, 3313%的受调查者不知道邻居家庭有几口人, 10%的受调查者根本不认识自己的邻居。在这种邻里交往缺乏的社区里,谈何社区的认同感,又怎言社会的人际和谐。可行能力相对剥夺———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解释,可行能力,即指“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 2 ]63从它与收入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群体经济收入上并非处于弱势,但在可行能力上存在隐性的不平等。② 其实,可行能力的相对剥夺,体现了“事先机会平等”和“事后效用平等”一定程度上的缺失。
　　3.经济增长:人们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个被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经济衡量指标,亦被经济学家曼昆视为“社会经济福利最好的一个衡量指标”,其逻辑前提在于:“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否成功,你首先要看他的收入。高收入的人更容易买得起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毫不奇怪,高收入的人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5 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 5416%的城镇居民和6614%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诚然,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们的幸福将如空中楼阁。而物质财富能否保证人民幸福源远流长呢?
　　该调查数据还显示, 2005年有721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2004年的77%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5中国初步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181232 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相对于2004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51 5万亿元,增长了919%。这种偏差正是对伊斯特林悖论( Easterlin Paradox) ———“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的一种印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能保障幸福增长,或曰财富的拥有并不和幸福的拥有绝对正相关。GDP可以用来诊断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却不是微观幸福的指针,它不衡量增长中的社会成本,它在平均值中模糊了公平分配和贫富差距。如1968 年肯尼迪所尖锐指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美国的一切,但没有告诉我们以做一个美国人的骄傲。”
　　“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很可能是递减的。”[ 8 ]尤其当经济发展越过临界点后,“非物质”的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说,经济增长是人们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取得发展并不是一种自我生效的绝对目标,而是一种相对较好的,只是在某种特定生活意义上较为可取的状况。正是没有看到这种相对性,使得许多人把发展变化进程等同于它的目标,这样就把一个工具性目的错认为成就性目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 1 ]43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应该是人民的幸福,是人的发展,应在对“人”的关怀下,拨开“物质的迷雾”,走出GDP崇拜,走进幸福照进现实。
　　三、他山之石———期待幸福从梦想照进现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成功的模式不能复制,但幸福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施行“善治”的南亚小国不丹,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构建以“效率优先,机会平等”为理念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亚洲国家新加坡,它们为本国人民铺垫幸福之路的历程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实现幸福的参照。
　　1.不丹———GDP让位于GNH
　　1972年,旺楚克( J igme Singye Wangchuck)登上不丹国王王位。在这个人口不到二百万,国土面积不足五万平方公里的小国,经济欠发达的南亚国家,别于一般落后国家走首先发展经济道路,他将幸福指数引入宏观领域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 Gross National Happ iness) ,并将其作为不丹发展策略的基石。旺楚克认为,生活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只有当物质和精神共同发展,且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国民幸福总值远比国内生产总值重要。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在此执政理念下,不丹建立起国民幸福四大基石:一是促进社会和经济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即关注社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不因当前利益而损害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代际与社会各层间的平等维护发展的可持续与社会和谐;二是保护和提升文化价值。这是提升社会文化归属感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义;三是保护自然环境。74%的森林覆盖率得益于环保优先的政策,尽管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严格限制游客入境人数, 2005年全年获得签证而进入不丹的人数不到六千人。联合国环保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当之无愧;四是建立善治政府。这是前三大基石得以巩固的最根本前提,亦是政权根基愈加坚实的基础。不丹模式不仅让我们看到52%的不丹人感到幸福, 45%的人感到非常幸福,更让更多地国家去反思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认识经济增长的终极意义何在。
　　21新加坡———社会保障为幸福解决后顾之忧
　　新加坡政府构建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两部分组成。其中社会保险主要体现在由国家强制实施个人储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而社会福利是指政府对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成员给予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部分。目前,新加坡的人口将近450 万,而中央公积金会员的数量超过300万人,公积金总额超过千亿美元。这项制度由1955年建立之初的一个简单的养老储蓄制度,发展演变成今天为社会成员提供养老、医疗、住房等保障项目的社会保险制度。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个人账户和储蓄积累制结合的资金筹措模式。即新加坡政府规定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必须缴纳公积金并存人个人帐户,其资金由雇主和受雇方共同缴纳,并按照用途不同分为普通账户、特别账户和保健储蓄账户。二是以年龄(55岁退休)和最低存款双达标为基础的养老保障。实现了老有所养,亦可激发社会成员工作的积极性。三是以全国强制性保健储蓄计划(主要应对一般医疗费用)为主,以自主选择的健保双全计划(可应对重病治疗和长期住院)和保健基金计划(由政府出资建立基金、针对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穷人给予医疗补助)为辅的医疗保障。四是政府主导、建屋发展局具体实施、中央公积金局和银行部门配合的组屋计划保障住房。具体体现在:首先政府主导,保障了建设土地和资金,并出台法律严格限制组屋炒卖;其次,政府利用部分公积金储备,以贷款和补贴的形式注入建屋发展局,实现资金在百姓、政府和建屋发展局之间的良性循环;再次,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合理配售公有住房。五是公积金自1989 开始,可用于教育费用支付。“效率优先,机会平等”是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理念。它一方面为国民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会保障,同时也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一方面为民众幸福解决了后顾之忧,同时又避免了“泛福利”带来的民众惰性,从而实现国家与百姓的双赢。更多经济论文 论文发表就在中国论文指导网
　　参考文献:
　　[ 1 ]德尼·古莱. 发展伦理学[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41.
　　[ 2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6.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 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04.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 ].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172.
　　[ 5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12版) [M ]. 下册.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344.
　　[ 6 ]罗尔斯. 正义论[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8.
　　[ 7 ]曼昆. 经济学原理[M ]. 下册. 北京:三联书店, 2001: 105.
　　[ 8 ]徐光兵,周怡. 幸福指数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J ].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6).